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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愈代表作师说原文鉴赏作品翻译师说创作背景是什么

时间:2019-01-03 14:32:18编辑:浮泊凉

韩愈诗歌作品《师说》的创作背景是什么?一起来赏析一下《师说》原文以及作品翻译吧!

韩愈诗歌作品《师说》原文鉴赏: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?惑而不从师,其为惑也,终不解矣。生乎吾前,其闻道也固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;生乎吾后,其闻道也亦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,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?是故无贵无贱,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。

嗟乎!师道之不传也久矣!欲人之无惑也难矣!古之圣人,其出人也远矣,犹且从师而问焉;今之众人,其下圣人也亦远矣,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益圣,愚益愚。圣人之所以为圣,愚人之所以为愚,其皆出于此乎?爱其子,择师而教之;于其身也,则耻师焉,惑矣。彼童子之师,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,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,惑之不解,或师焉,或不焉,小学而大遗,吾未见其明也。

韩愈代表作师说原文鉴赏作品翻译师说创作背景是什么

巫医乐师百工之人,不耻相师。士大夫之族,曰师曰弟子云者,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,则曰:“彼与彼年相若也,道相似也。位卑则足羞,官盛则近谀。”呜呼!师道之不复可知矣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,君子不齿,今其智乃反不能及,其可怪也欤!圣人无常师。

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,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:三人行,则必有我师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,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,如是而已。李氏子蟠,年十七,好古文,六艺经传皆通习之,不拘于时,学于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,作师说以贻之。

韩愈诗歌《师说》作品翻译:

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。老师,是(可以)依靠来传授道理、教授学业、解答疑难问题的。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,谁能没有疑惑?(有了)疑惑,如果不跟从老师(学习),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,就最终不能理解了。生在我前面,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,我(应该)跟从(他)把他当作老师;生在我后面,(如果)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,我(也应该)跟从(他)把他当作老师。

我(是向他)学习道理啊,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?因此,无论地位高低贵贱,无论年纪大小,道理存在的地方,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。唉,(古代)从师(学习)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,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!古代的圣人,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,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;现在的一般人,他们(的才智)低于圣人很远,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。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,愚人就更加愚昧。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,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,大概都出于这吧?

(人们)爱他们的孩子,就选择老师来教他,(但是)对于他自己呢,却以跟从老师(学习)为可耻,真是糊涂啊!那些孩子们的老师,是教他们读书,(帮助他们)学习断句的,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,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。(一方面)不通晓句读,(另一方面)不能解决疑惑,有的(句读)向老师学习,有的(疑惑)却不向老师学习;小的方面倒要学习,大的方面反而放弃(不学),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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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,不以互相学习为耻。士大夫这类人,(听到)称“老师”称“弟子”的,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。问他们(为什么讥笑),就说:“他和他年龄差不多,道德学问也差不多,(以)地位低(的人为师),就觉得羞耻,(以)官职高(的人为师),就近乎谄媚了。”唉!(古代那种)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,(从这些话里就)可以明白了。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,君子们不屑一提,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(这些人),真是令人奇怪啊!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。

孔子曾以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为师。郯子这些人,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。孔子说:“几个人一起走,(其中)一定有(可以当)我的老师(的人)。”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,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,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,学问技艺各有专长,如此罢了。李家的孩子蟠,年龄十七,喜欢古文,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,不受时俗的拘束,向我学习。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(从师)的途径,写这篇《师说》来赠送他。

韩愈诗歌《师说》创作背景是什么?

据方成珪《昌黎先生诗文年谱》考证,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(802年),这一年韩愈35岁,任国子监四门博士,是一个“从七品”的学官,职位不高,但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,他所倡导的“古文运动”也已经开展。

韩愈《师说》作品赏析:

在这篇文章里,他首先(第1段)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,因为人不能“生而知之”,谁也不能没有“惑”──茫然不解的东西。因此,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,而是一种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人。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,没有社会地位(贵贱)或年龄(长少)的限制,只问他有没有“道”,有就可以为师,所谓“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”。接着(第2段),他慨叹古来的“师道”久已失传。

现在一般人,既不能“无惑”,又“耻学于师”,所以越来越愚蠢。然后列举事例,论证这种“耻学于师”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。他说有一种人,即士大夫,对于儿子,则“择师而教之”;但对于自己,“则耻师焉”:这就是他们的不明。又有一种现象,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,即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”不以彼此相师为耻;而“士大夫之族”,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,谁是弟子,则大家共同非笑,问其理由,无非是年龄、地位云云,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,这不是很奇怪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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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看(第3段),“士大夫之族”所崇拜的“圣人”没有一定的师,孔子的师有郯子、苌弘等,这些人都“不及孔子”。而且孔子还说过,三个人里面,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。因此,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,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,“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”。这就是说,弟子可以为师,师也可以为弟子。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,最后结论很简单,不过是因为“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”的缘故。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,即能者为师。

由此可见,《师说》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,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、进步的“师道”思想:师是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人;人人都可以为师,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;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,某一方面比我好,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。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、权威性、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;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,平等化了,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。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“道统”思想矛盾的。

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、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。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,城市繁荣、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。因此,可以想象,这篇《师说》的流布,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,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“士大夫之族”的反对。实际上,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,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。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说:“今之世不闻有师,有,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,犯笑侮,收召后学,作《师说》,因抗颜而为师。

世果群怪聚骂,指目牵引,而增与为言辞。愈以是得狂名。居长安,炊不暇熟,又挈挈而东,如是者数矣。”贞元十九年(803),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,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,贬到阳山(今广东阳山),就是在作《师说》一年后。他这次被贬,原因可能很复杂,但照柳宗元所说,这篇《师说》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,因为他由此“狂名”更大,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,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。

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,态度始终不变,只是到了元和以后,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。到了宋代,有人为韩愈辩解,说他“非好为人师者也”(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》卷十二引“洪曰”),这是说,由于学者归附,韩愈是不得已而“作之师”的。又有人以为韩愈“作《师说》,盖以师道自任”,但充其量不过“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,则世俗训导之师,口耳之学耳”(俞文豹《吹剑三录》),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。可见这篇《师说》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。因此,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。